假如摄影师的拍摄题材撞车了……

虽然有的题材是两个或者多个摄影师都拍过，甚至是同时拍的，但是谁整理出来、发表的早，谁就有先发优势，就会觉得这个题材是他的代表作。就像吕楠和袁东平拍摄的《精神病人》，这一题材两人都有兴趣，前期也曾一起拍摄，后来由于两个人兴趣点的不同，吕楠的精神病人作品就先出来了。虽然两人拍摄的都很优秀，但是先发表的优势更多一些，为更多人知晓。

吕楠 《被人遗忘的人》系列作品

袁东平 《精神病院》系列作品

北京的胡同，徐勇不是最早开始拍的，在他之前和之后很多人都拍摄过，但是他拍摄的比较系统，最后呈现出来的很完整，1990年底就出版了摄影集，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只拍摄空寂无人的胡同场景，只有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了居住在拥挤胡同中的一家人。所以人们说起拍摄北京胡同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勇。

徐勇作品《胡同101像》

黎朗的“彝”系列作品是他十几年多次深入四川凉山拍摄的彝族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生存环境，采用的是纪实的手法，同时也充满抒情；“王刚的《彝族牧羊人》使用了类似早期人物肖像摄影的那种最简单的肖像拍摄方式，手法非常朴素，而被摄人物的眼神和表情却令人心动。”（黄文语）；李杰的《彝人村落》是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真实地记录彝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

黎朗 《凉山彝人》

王刚 《彝族牧羊人》

李杰 《彝人村落》

拍西藏的很多，多数人都是猎奇性的，真正关注普通藏人生活的影像较少，杨延康、吕楠拍摄的西藏都很精彩，但是二人要解决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吕楠以一个村庄为突破口，前后在那待了7年，在《四季》中采用平视的角度将普通藏人的日常生活用经典的图像定格，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拍摄，追寻自己心中的平静；杨延康的《心象》主要拍摄的是藏传佛教中的出家僧侣，是将自己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影像化，在其拍摄的作品中散发着神圣的宗教气息，可谓是从自己信仰内化出来的。

杨延康 《心象》系列作品

吕楠 《四季》系列作品

即使表现的题材甚至画面语言都很相似，摄影师拍摄的出发点就很容易将作品区分开来。张巍所拍摄的《人工剧团》是其使用收集拍摄的300多为中国人的形象作为素材，将五官等各个小部件进行组合成一张虚拟的面孔，来表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群的一种生存状态，潜台词中包括了人类共性的一面；德国摄影师汉斯•威紹普（Hans Weishäupl）于2009年创作的作品《邪恶面孔》也是采用类似的拼接手法，他表现的是那些著名的独裁者的形象，政治意图更加明显。

张巍 《人工剧团——邓丽君》

Hans Weishäupl作品《邪恶的面孔——阿道夫·希特勒》

“同一个题材很多人去拍都没有关系，关键就是你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的立场，还有你是怎样工作的，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比如说《麦客》，侯登科出来的最早，胡武功是后出的，其实拍过麦客的人很多，贺延光也拍过麦客，于德水也拍过麦客，王征也拍过麦客，很多人都拍过麦客，关键是说你在面对这一群人和他们历史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你从一开始到你最后成果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工作的，你怎么面对这个题目的、题材的，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占领了这个题材的高度你就怎么样。”——李媚

侯登科 《麦客》

胡武功 《麦客》

可见，即使拍摄题材一样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摄影师的思想和对题材的认识上的差异也深刻影响着摄影作品的方向，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